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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談2020年第八期（半月評論）

    以鄉村善治，撐起可持續脫貧

    郁建興

    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減貧事業取得巨大成就，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同時也為世界貧困治理貢獻了中國方案。世界銀行多次表示，中國減貧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事件之一，具有全球意義。今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在即將告別絕對貧困之際，我們更應深思的是：如何讓脫貧成果不斷鞏固，讓貧困鄉村持續發展？

    求解這一問題的起點，當從更為冷靜地審視脫貧工作的“短板”開始。

    過去，我們多將貧困歸結為一種物質匱乏狀態。事實上，物質貧困往往只是一種結果，通常伴隨著精神貧困、制度性貧困等一系列深層問題。過去幾年，不少地方將扶貧作為中心工作，一心撲在幫助貧困戶異地搬遷、尋找產業，乃至臨時救助等工作上，有時難免忽略了貧困地區觀念落后、教育缺乏、民風不淳、組織渙散等導致貧困的潛在因素。

    同時，扶貧工作較為倚重的干部與群眾一對一結對“各個擊破”方式，對消除單一農戶的絕對貧困起到明顯效果，但從長遠來看，后續如不在提升當地基層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整體性政策上發力，可能還不足以保證可持續脫貧。尤其是，部分地區過于刻板地倒排脫貧時間表，要求下沉干部簽訂扶貧承包責任狀，考核壓力之下，有的干部為了完成指標，獲得幫扶對象的認可，甚至自掏腰包討好貧困戶，這更不利于形成貧困風險人群內生脫貧動力，不利于從源頭提升貧困地區的發展能力。

    在脫貧攻堅大業的收官時刻，我們理應更清醒地面對影響脫貧的深層因素，更充分地認識到謀劃可持續脫貧長遠圖景的根本重要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這意味著，可持續脫貧不僅需要關注農民“生活富裕”，更要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從脫貧走向可持續脫貧，這一轉型升級意味著鄉村治理體制機制需要全面創新，以有效制度呵護脫貧成果，以精準措施激發發展動力。

    首先，構建農村市場機制。物質匱乏之外，貧困人群更為稀缺的是選擇的機會。相應地，持續減貧不止是物質幫扶，更重要的是提升人們行動和選擇的自由。著眼于發展的扶貧工作，也應把重心放在機制創新上，更有效地匹配供需關系，釋放要素活力，構建市場機制。一方面，結合當地現有條件，引入工商資本形成合力，共同營造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良好氛圍；另一方面，將貧困戶組織起來形成產業組織，進而成為具有可持續發展潛力的產業鏈的有機一環，這既有助于其形成有特色的發展模式，又可提高其抗御風險的能力。

    其次，重塑鄉村治理體系。可以說，沒有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就沒有鄉村可持續脫貧的穩定行程。當前，不少貧困地區空心化現象嚴重，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三留守”治村，基層組織渙散乏力，治理水平不容樂觀。欲求變革，如何破題？一重要契機可能是新機制的引入，以機制創新推動組織創新。具體說來，就是藉由市場機制的催化，讓貧困地區找到符合自己發展實際的組織模式，生成與自己發展圖景相匹配的治理模式。其中，引入社會組織，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其實是離貧困地區并不遙遠的希望一招。

    再次，適時轉變政府角色。隨著絕對貧困現象消解，各地政府需要逐漸從“駱駝式干部、保姆式服務”轉變為有限責任政府，更要緊的關注點在于：一方面，為社會最弱勢的群體提供統一而公平的最低生活保障，比如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減少因服務供給不足而導致的貧困現象，緩解相對貧困問題。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有利于農村市場機制和社會力量發揮作用的政策體系，減少乃至消除因制度性障礙對脫貧工作造成的影響。

    善治之要，在于體察民心，賦能于民，激發民之活力。在此抗疫不可松懈、脫貧不可展期的關鍵時刻，我們更需要將善治帶入治理思路，以善治之謀，推進鄉村治理新變，撐起神州大地可持續脫貧的莊嚴大廈。（作者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首席專家）（刊于《半月談》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