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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談2020年第十八期（半月評論）

    有機銜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

    錢文榮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扶貧工作捷報頻傳，脫貧大業穩步推進。從2012年到2019年的7年間，全國累計減少貧困人口9348萬人，年均超過1300萬人，創造了中國減貧史上最好的成績，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9年末的0.6%。今年，我們終于迎來了脫貧攻堅的決勝之年，并將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消除絕對貧困現象。

    但是，消除絕對貧困不是終點，而是人民新生活的起點，國家新征程的起點。決勝脫貧攻堅之際，我們不應忽視，一方面，新近脫貧群眾很可能“立腳未穩”，自主發展能力還有一定脆弱性，返貧風險客觀存在；城鄉差距、區域差距還是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相對貧困問題仍要下大力氣克服。求解這些深層次問題是更加復雜、更加艱巨的工作，各級干部理應將之放在更大的民生發展圖景中加以把握。

    如何構想這樣的圖景？習近平總書記近期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更明確指出“要針對主要矛盾的變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由此可見，要想鞏固好得來不易的脫貧攻堅戰績，關鍵之策就是讓脫貧攻堅平穩駛入鄉村振興主航道。

    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當下首先應聚焦于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畢竟，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前提是確保剩余貧困人口全部如期脫貧，脫貧攻堅收官期尤其不可急躁冒進。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數據顯示，2019年底，全國已經脫貧的貧困人口中，有200萬人存在返貧風險，邊緣人口中還有300萬存在致貧風險。如何為這些群眾的生活福祉作出合適安排，讓他們也有動力有能力遠離貧困困擾，需要給出可以持續起效的機制性方案。

    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需要把脫貧攻堅的成功經驗帶入鄉村振興布局的各項安排中，為高質量推動鄉村振興提供持久動力。比如，借鑒精準扶貧的經驗，進一步梳理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施策的方略，可以提高鄉村振興各項政策和資源的投入產出效益；東西部協作扶貧的多樣模式，可以為鄉村振興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提供開放思路；脫貧攻堅中形成的駐村幫扶制度，可以為農村從基礎設施到文化風氣在內的各項基本建設提供持久的外部支持力量，進而以合力推動鄉村治理效能轉型升級；建檔立卡這一工作模式的思路與成果，稍加調整，仍可以作為接下來一段時間相對貧困群體識別的合理參考；各地已經投入相當心力乃至財力的產業和就業扶貧，正可借振興大計東風優化拓展，為鄉村新發展模式奠定經濟基礎，進而謀求產業融合發展的新局面。

    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意味著在新形勢下要合理統籌扶貧與發展工作。打贏脫貧攻堅戰后，我國的貧困治理將納入鄉村振興的框架下統籌推進，構建更加穩定持久、以城鄉融合發展為導向的體制機制應是題中之義。尤其需要重點攻堅的，是破解城鄉公共保障不平等的體制，構建城鄉一體、共建共享的民生保障制度，進而著力推進城鄉人口雙向流動與融合，待條件成熟，則可以將新型城鎮化、美麗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轉型三大要務“并軌”，以有溫度、有力度的制度變革為鄉村振興全面賦能。

    具體而言，這一制度變革可以發力的方向有：探索建立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的制度，同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行業組織賦權和產權制度改革，全面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加快鄉村經營體制創新，在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前提下，推進鄉村資源資產化，給予城鄉不同主體參與農村經濟活動的必要自主權；加強鄉村公共財政投入機制創新，提高財政涉農資金配置和管理的效率，構建適應鄉村實際情況的公共財政投入機制和保障制度，讓鄉親有獲得感、有放心感。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不可輕忽科學的工作機制和強有力的保障機制。一方面，要提高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力，加強軟弱渙散村黨組織整頓，選優配強村黨組織書記，健全村黨組織領導下的議事決策機制、監督機制；另一方面，則要設法提高村干部帶動能力，提高村干部綜合素質，如有可能，可以探索建立村干部報酬有保障、工作有考核、退出有標準的職業化管理制度。

    鄉村振興，要在得人。各類社會組織尤其是專業組織在扶貧中發揮了寶貴作用，如通過其資源動員能力和專業技術幫助農戶尤其是貧困戶改變觀念、提升本領，尋找市場機會、提升公共事務參與能力，這樣的經驗理應在鄉村振興進程中予以充分吸收。在專業組織的帶動下，培育與引進結合，可以期待鄉村振興藉由人才振興獲得突破。相應地，要為人才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激勵機制，合理考核與有效約束結合，實現鄉村有活力而不亂，有朝氣而不散，讓脫貧攻堅平穩駛入鄉村振興主航道。（作者系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