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2期精選文章匯總
半月評論
1 積極開展主題教育——用解決問題實效檢驗主題教育成效
■國家安全部：盯住改、限期改，切實整改到位
國家安全部黨委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工作部署，著眼解決實際問題，研究細化調研題目，帶著問題到任務重、困難大的地方去，到情況復雜、問題多的地方去，到條件差、基礎弱的地方去開展調研。調研過程中堅持立行立改，幫助所去單位解決一至兩個實際問題。調研結束后形成調研報告，做到有問題、有分析、有對策。
部黨委系統梳理通過調查研究、半年工作回顧、工作督查、干部人事專項檢查、民主生活會、巡視巡察等方式發現的問題，形成第一批問題整改清單77條，目前大部分已得到整改。現階段正在梳理部黨委成員在學習教育、調查研究、講專題黨課等工作中檢視的問題，形成第二批問題清單7個方面97條，其中立行立改16條。隨后，還將通過書面征求意見建議、談心談話征求意見等方式，形成第三批問題整改清單。針對清單中具備條件能夠解決的問題，即知即改，需要一定時間解決的，盯住改、限期改，切實整改到位。
部黨委緊密結合實際，組織開展黨的政治建設情況專項自查整改，“強化絕對忠誠、做到‘兩個維護’”專項整改以及“提高效率、轉變作風、服務基層”專項整改。同時，組織20個巡回指導組，通過對全系統巡回指導、聯系協調、督促檢查等方式，推動檢視整改問題等主題教育各項工作落地落實，并將整改情況納入年度重點任務清單，強化監督考核，用解決問題的實效檢驗主題教育的成效。
■國家郵政局：主題教育和業務工作兩促進
國家郵政局在主題教育中，堅持把學習教育、調查研究、檢視問題、整改落實貫穿主題教育全過程。特別是，整改落實要堅持效果導向，邊學邊查邊改，逐項整改銷號。
理論聯系實踐是國家郵政局開展主題教育的突出特點，主題教育和業務工作兩促進、兩不誤。郵政系統圍繞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郵政業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圍繞踐行人民郵政為人民宗旨、圍繞國家戰略性基礎設施和社會組織系統的定位、圍繞深化郵政業改革發展解難題出實招，促進郵政業高質量發展。深入一線解剖麻雀，精準發現問題、提出對策；敢想敢為、勤為善為，通過深化改革來破難題、解新題；干好自己的事情，以等不得的責任感和只爭朝夕的緊迫感推進改革，對已經明確的改革任務要快馬加鞭，以“臺賬制+清單制”為抓手促進早日落地見效。
■中科院：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凝心聚力
中科院黨組認真檢視中科院在滿足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解決“卡脖子”問題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協力攻堅關鍵核心技術。
作為黨、國家、人民可以依靠和信賴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中科院把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問題作為中科院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的重大政治任務和重大科技任務。中科院主要負責同志專程赴曙光公司，就當前國家超算技術發展面臨的“卡脖子”問題開展調研。院領導和相關業務局領導班子在學習教育、調查研究、檢視問題和整改落實中，圍繞進一步發揮中科院相關領域的技術、人才優勢，積極組織優勢研究力量，滿足國家重大需求、牽頭重大科技任務、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問題等，赴院屬單位、創新單元、企業和有關地方開展調查研究，與奮戰在前線的科研工作者面對面，著力提升政治站位，查擺問題與差距，集中整治攻關一線關注的突出問題。
在主題教育推動下，中科院黨組正集中資源，重點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為打贏三大攻堅戰、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破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難題等黨中央重大部署提供有力科技支撐。
半月講解
2 作風學風三年改觀，出了什么招？
一部科學發展史，也是一部科學家的奮斗史，科研作風和學風是決定科技事業成敗的關鍵。最近，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有針對性地對加強和改進科研作風和學風作出了部署。來看看中央都出了什么招?
大力弘揚新時代科學家精神。《意見》對新時代科學家精神的內涵進行了概括，包括六大精神：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愛國精神，勇攀高峰、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追求真理、嚴謹治學的求實精神，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的奉獻精神，集智攻關、團結協作的協同精神，甘為人梯、獎掖后學的育人精神。
科技部科技監督與誠信建設司司長戴國慶說，進入新時代，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凝練符合新時代特點和要求的科學家精神，并在全社會積極弘揚，對于厚植社會基礎、凝聚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強大動力十分重要。
營造風清氣正的科研環境。近年來，我國主要科技創新指標穩步提升，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競相涌現。但與此同時，一些學術不端的行為時有曝光，一些論文集中撤稿事件令人震驚，不僅侵蝕了科學家精神，也傷害了中國科學界的公信力。
《意見》針對當前科技界存在的浮夸浮躁、弄虛作假、急功近利等不良作風學風，提出了有針對性、可操作的治理舉措。如嚴禁違規將科研任務轉包、分包他人，嚴禁以項目實施周期之外或不相關成果充抵交差;嚴肅查處違背科研誠信要求的行為，實行“零容忍”，在晉升使用、表彰獎勵、參與項目等方面“一票否決”;防止和反對科研領域的“圈子”文化，破除各種利益紐帶和人身依附關系等。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當前科研領域的一些問題，也與政府不合理的管理方式相關。對此，《意見》從深化科技管理體制機制改革、正確發揮評價引導作用、大力減輕科研人員負擔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具體舉措。如要求政府部門減少對科研活動的微觀管理和直接干預，切實把工作重點轉到制定政策、創造環境、為科研人員和企業提供優質高效服務上來，就很有針對性和現實意義。
同時，《意見》明確提出，力爭1年內轉變作風改進學風的各項治理措施得到全面落實，3年內取得作風學風實質性改觀。
3 穩就業從何處發力？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是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2018年以來，我國把穩就業列為“六穩”工作之首，并以一系列實招、硬招為穩就業工作提供強力支撐。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1至4月份，全國城鎮新增就業459萬人，完成全年計劃的42%;4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比上月下降0.2個百分點。
就業數據穩中有進，政策效應初步顯現，但就業壓力猶存，今年如何端穩就業“飯碗”?
發力減稅降費，穩企業利就業
從今年年初開始，利好政策密集出臺，給企業和就業市場帶來了一場“及時雨”。
1月1日起新個稅法實施、小微企業迎普惠性減稅，4月1日起下調增值稅稅率，5月1日起降低社保費率……這些政策幫助企業“輕裝上陣”，對穩定和擴大就業規模發揮了基礎性作用。隨著減稅降費效應加速釋放，專家認為，我國勞動力市場可保持穩定。
三一重工是世界領先的工程機械龍頭企業，今年一季度銷售收入212.9億元，減稅降費政策讓這家企業受益明顯，也為其擴招約3000名高級人才提供了有力保障。
“今年5月1日降低社保費率后，省下來的錢可以進行企業的產品開發、技術升級，企業的規模擴大，就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說。
“企業負擔輕了，吸納就業的意愿大大加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陳玉宇表示，減稅降費政策的出臺實施，有利于推動勞動力市場走上更加完善、更加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加強技能培訓，提高就業質量
隨著國內結構調整加速、外部市場沖擊加劇，結構性失業的風險正在增加。實際上，勞動力市場并不缺少就業崗位，部分企業還處于想招人卻招不到人的境況。問題的關鍵在于，勞動者上一份工作的技能，不能匹配新的工作崗位。這時候，職業技能培訓就顯得尤為關鍵。
4月30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今年培訓1500萬人次以上，3年內培訓5000萬人次以上。培訓重點面向職工，兼顧就業重點群體和貧困勞動力。支持幫助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開展職工技能培訓和困難企業職工轉崗培訓。
這一行動是個大手筆，是對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職業技能提升行動的具體實施。為保證目標實現，此次會議明確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1000億元，設立專項賬戶，統籌用于職業技能提升行動;同時，支持地方調整完善職業培訓補貼政策，符合條件的勞動者均可參加培訓并獲得補貼。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認為，這些舉措既有利于我國實現今年“穩就業”這一重要目標，也是我國為應對未來一段時間內日漸凸顯的結構性就業矛盾所做的重要準備，是解決高技能人才短缺的一系列戰略之舉。
壯大就業新渠道，拓展就業新空間
政策紅利不斷釋放，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穩就業”有了主心骨。除此之外，政府在服務業、新興產業持續發力，為吸納就業壯大新渠道。
服務業是容納就業最大的池子。國務院常務會議近期多次召開會議，專題部署促進各領域服務業發展。6月5日，提出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拓展“互聯網+”在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領域的應用;5月29日，部署進一步促進社區養老和家政服務業加快發展的措施，決定對養老、托幼、家政等社區家庭服務業加大稅費優惠政策支持;5月22日，部署進一步推動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范發展……
與此同時，新經濟不斷催生新職業也為穩就業提供了助力。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統計局今年4月正式向社會發布了包括數字化管理師在內的13個新職業信息。
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張翼認為，我國產業升級、新業態發展，在為經濟增長奠定底氣的同時，也創造了廣闊的就業市場，為勞動者提供了良好的就業機會。
半月調查
4 政策脫節：保了生態，保不了發展
當前在一些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還較為突出，尤其是一些自然保護區域，既是脫貧攻堅的“硬骨頭”，也是生態保護的重中之重。發展與保護之間的矛盾亟待破解。
“守著水源沒水吃”
地處云南省尋甸縣甸沙鄉海尾村的清水海是昆明市的水源地，為了保護水資源，海尾村85%的土地都已退耕還林。此前，當地通過“天保工程”“市級農改林”來補貼村民，但由于“天保工程”補貼到期、“市級農改林”補貼較少，部分村民有不滿情緒。
“有鄰居說如果沒有補貼，就上山砍樹。”海尾村村民陳興忠說，他是靠種親戚家的地來維持生活，各類林補減少后，生活并不好過。
“為了保護水源地，我們在徑流區叫停了大規模的農業種植。”海尾村村主任陳興所說，大家在保護生態的同時，并沒有享受到多少生態紅利。部分村民生活在海拔2400多米的山上，旱季時飲水都有困難，“守著水源沒水吃”。
“全縣面積近1400平方公里，但有近480平方公里被劃定為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家級貧困縣威信縣一位干部說，按照區域劃分，縣城都在保護區內，這導致很多產業項目無法落地，而沒有產業切實帶動，鞏固脫貧成效比較困難。
生態與產業不可兼得?
按照國家相關規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范圍禁止任何單位、個人進入，旅游經營活動也被明令禁止。自然保護區緩沖區域則只準進入者進行科學研究觀測活動，同樣禁止開展旅游和生產經營活動。
與此同時，這些地區普遍面臨經濟總量較小、產業薄弱等問題，脫貧增收、改善民生的任務頗重。而面對自然生態保護的紅線壓力，不少扶貧項目、資金面臨有政策但難落地的尷尬。道路建設、危房改造、產業發展等扶貧剛需項目，觸碰生態紅線的風險不小，有的發展起來的項目已被責令整改拆除。
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近年來西部一些貧困縣依托生態優勢，大力挖掘鄉村旅游資源，推動致富產業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但“紅線內外兩重天”。
一些地區在生態紅線之外，農家樂、鄉村民宿等產業發展紅紅火火，路網拓寬加密，飲水、用電等基礎設施日益便利;但地處生態紅線內的自然保護區，則顯得“冷冷清清”，村社新修、維修道路、改造農房、發展產業等都受到嚴格限制，不少群眾內心覺得“政策不公平”，意見比較大。
更為嚴重的是，過去在劃定自然保護區時，有的地方為了獲得國家相關政策支持、補助，一定程度上存在自然保護區面積劃定隨意、面積過大等問題，甚至有些人口密集的城鎮、村社也被納入自然保護區范圍，更加劇了扶貧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
生態補償施策還需細化
紅線內外兩重天，矛盾怎么緩解?據了解，生態補償是緩解矛盾的重要制度安排，不過一些基層干部認為，目前該安排的細化落實還存在一定問題。
一是補償投入不足，補償范圍窄、標準偏低，難以完全體現重點生態功能區為生態建設、綠色發展做出的貢獻。以林業領域的天然林保護為例，在一些地區，按照政策，群眾種植生態林，一年僅有每畝15元的管護經費;種植經濟林的，還無法享受生態補貼。增綠之后如何“守綠”依然存在不小的難題。
二是補償方式簡單，主要集中于中央、省級財政轉移支付一途，缺乏流域間、區域間橫向生態補償。碳匯交易、排污權交易、水權交易等市場化補償方式還處于起步階段，規模較小，難以惠及多數保護區群眾。
基層干部建議，對于符合綠色發展要求的新產業，應該著眼于地方資源稟賦和承載能力，引導企業合理布局，讓重點生態功能區域也能夯實發展前景可持續的產業基礎。
另外，應支持貧困地區綠色發展，不能一味盼著國家生態轉移支付“輸血”，要靠新興產業培育實現自我“造血”。在實施產業準入負面清單的同時，推動生態友好型產業的發展布局，這樣地方擺脫貧困、綠色發展的道路才會走得更平穩。
壯麗70年·奮斗新時代
5 生于1959：高考讓他們與國運相連
他們，生于1959年。他們是艱難的一代人，一出生就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在童年便經歷了物質生活的極度匱乏;他們也是幸運的一代人，18歲可以上大學時，正好恢復高考，一些人抓住機會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們更是奮斗的一代人，用汗水改變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航向。
人生的一次換乘
“于我而言，1977年的高考仿佛是人生的一次換乘。”回憶往昔，今年剛滿60歲、從山東省濟南市教育局總督學的崗位上光榮退休的王學東感慨良多。
1977年的王學東18歲，當年12月，他與全國各地570余萬名年齡參差不齊的考生，在他們人生試卷上勾畫著自己的答案。時隔半年的1978年7月，全國又有610萬考生走入高考考場。沉淀了10多年的知識青年組成的1180萬高考大軍，創造了世界高考史上考生人數之最。
談及那場改變千萬人命運的考試，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廖群又依稀看到了當年的情景：“記得那是1977年的晚秋時節，突然有一天，知青點的其他知青一走而光。因為傳來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大家都回家復習了。”
在父親的鼓勵下，白天，廖群跟著老鄉們一起下地勞動，晚上，她挑燈復習。周圍人都不知道她要參考高考。1977年12月，三天的考期，廖群每天都蹬著自行車趕二三十里路，到公社參加考試。直至錄取通知書姍姍來遲，她才確信自己被山東大學中文系錄取。
參加高考前的王學東，則是一名年輕的學徒工。1976年與王學東同期進廠的有600多人，其中有300多人和他共同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最終考上大學的只有8人，王學東便是其中之一。次年2月，他如期到山東師范大學體育學院報到。
1977、1978兩屆考生是等待了10多年之久的知識青年，反映了那個時代所塑造的特殊群體。在考生年齡上，有相差一代的;在構成上，以上山下鄉和返城的知識青年居多。而當北京響起了恢復高考制度的春雷時，他們從高粱地、稻田和橡膠林里掙脫出來，抓住了命運轉機的偉大時刻。
描畫今日中國面貌
高考的恢復，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輸送了大量智力資源，也讓一代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交相輝映。
從本科到碩士研究生，一再苦讀、成績優異的廖群最終得以留校任教。“或許要當一輩子農民的我，成了一名講授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大學老師。”廖群說。
作為一位教書人，廖群先后獲得第一屆山東大學青年教師講課比賽一等獎、第一批“柯利德獎教金”、山東大學教學能手……有學生稱贊：“聽廖老師的課，是一種享受。”
作為一位研究者，她參與撰寫的《中國審美文化史》，被評為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她主持的先秦兩漢“文學考古”與先秦“說體”研究項目成果，兩次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同樣生于1959年，廣西首位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廣西大學亞熱帶農業生物資源保護與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陳保善說：“因為高考，讓我有機會師從國內知名植物病理、植物病毒和細菌專家范懷忠教授，而他的教學、研究理念影響了我的一生。”
1985年，陳保善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先后到澳大利亞和美國深造。在美國學習和工作期間，他在低毒病毒的分子生物學、植物病原真菌致病分子機理、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等領域的研究走在國際前列，先后在國際著名學術刊物發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論文，并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真菌病毒的轉染系統。
1999年，陳保善舉家回國。近年來，他在研究領域不斷探索，帶領團隊研究出一系列科研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已應用到生產實踐中，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今年同樣60歲的鐘小寧參加了兩次高考，終于在19歲那年成功考取原廣西醫學院(現為廣西醫科大學)，從此與醫學結緣。
如今，鐘小寧是廣西醫科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也是廣西醫科大學一附院呼吸內科主任。每天早晨，他都會準時出現在醫院病房，詢問病人的病情、與同科室的醫務人員交流。30多年來，鐘小寧帶領學生和科研團隊一直致力于呼吸內科疾病的臨床、教學研究，成績斐然。
走出大學的王學東走進了中學校園，許多學生跟著他學排球。1990年，在土耳其舉行的世界中學生排球錦標賽上，中國男隊奪得冠軍，多位冠軍隊成員，都曾在王學東指導下打球。王學東還在2009年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等多次大型體育賽事中，圓滿完成了大型活動組織排練及競賽組織工作……
考上大學的他們，打開了人生的另一扇門;時光流轉40余年，這一代人跟國家一起共命運同呼吸，不斷推動著時代前進的步伐，整個祖國大地，煥發著生機和活力。
奮斗改變人生
回望高考，每個參加過的人都會有不同的感受。而對于1959年生人、今年剛好60歲的這一代人來說，高考驗證了奮斗的價值。
“高考改變了我的命運，讓我有機會為國家、為農業發展貢獻出我的力量。如今國家富強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廣大學子更應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環境和機會，多學本領，充實自己。”陳保善說，希望更多年輕人能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知識和實際行動報效國家、服務人民。
“以前讀書的時候，受制于客觀條件，查詢文獻、學習外界新知識比較困難。如今有了互聯網，隨時可以看到業內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發展方向，這對我們的研究大有裨益。”鐘小寧說，有這么好的條件，一定不能停止學習，年輕人更應該充分利用好現有的條件和資源，多學本領，為國家和人類做貢獻。
人生來到了60歲，即將迎來又一次換乘。在王學東看來，國家與個人的命運始終緊密相連。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現在，青春是用來奮斗的;將來，青春是用來回憶的。“擁有一技之長的人，總會有屬于他的舞臺，總會活出精彩的人生”。
每年，送一屆學生走、迎一屆學生來，十八九歲的新同學，仿佛當年的自己。廖群說，年輕人要相信，只要辛勤耕耘，終會有所收獲，切莫計較一時的得與失。“要以積極、樂觀、向上的生活和工作態度，踏踏實實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基層治理現代化
6 八大難點致基層治理低效
一段時間以來，中央整治基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施行了一系列實招硬舉，為基層減負松綁，收到一定成效。與此同時，還應看到，時下令基層治理運轉不暢、治理效能偏低的一些問題，尤其是治理體制機制方面的弊端，仍未得到有效解決，有的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痼疾相交織，導致一些地方治理目標失準、治理手段失靈、治理效率失速。
基層治理中，有哪些“零件”不堪使用致使治理失準?有哪些“鏈條”傳導不暢致使治理失靈?又有哪些環節缺乏“潤滑”以致治理失速?半月談編輯部特別捕捉基層治理中的深層次矛盾，梳理出八大難點，為改變基層治理低效尋診把脈。
關鍵詞：履職空轉、目標錯位、中層梗阻、“非常”濫用
擔當走偏、彈性欠缺、結構倒懸、成本錯配
難點一
履職空轉：看似人人經手，其實個個不管
在北方某省的一個鄉鎮，半月談記者看到一份關于鄉村振興的文件，文件附頁很厚，涉及中央、省里出臺的關于鄉村振興的政策。這份文件的批閱欄里寫著“請某某縣長、某局長閱”，每個人的名字上都只劃了一個圈。總共有10多個人圈閱，涉及農業、林業、財政等部門以及相關縣領導，但沒有一條具體意見。
當鎮里干部期待市里和縣里出臺具體實施意見的時候，等來的卻是帶著一堆圈的文件。“圈閱一大堆，意見沒一條。”基層干部認為，中央、省里的文件是指導性意見，統攬全局，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想具體指導實踐，還得市里、縣里和省里具體部門針對不同情況，出臺具體的細則。
于是，基層干部向上級相關部門請示該如何做、能不能做的時候，得到的答復是“按相關政策規定辦”。受訪基層干部反映，如今，文來文往，文件批轉依舊，但有具體意見的少了，“看似人人經手，其實個個不管。”
基層干部認為，這種推來推去的事情，常常是比較棘手、政策邊界把握不清、權責界定不明的工作。有的時候，會議有傳達、工作有布置、事后有督查，但工作沒進展，事情沒解決。“個個都是‘二傳手’，沒有主攻手，‘空轉’背后潛藏風險。”一位基層干部說。
難點二
目標錯位：上級看“單項成績”，基層要綜合考量
北方某鎮上有一家存在多年的企業。環保督查期間，這家企業被認為距離居民區太近，必須整改。為了落實整改意見，縣里要求鎮政府和鎮上的這家企業必須將周圍1.4公里范圍內的居民全部搬走，且規定了整改期限。
“1.4公里是10多年前根據過去的技術標準制定的要求，現在企業技術條件已遠勝當時，用老標準來要求現代科技條件下的企業，明顯不符合實際情況。而且，就幾個月的時間，要將周邊1萬多居民搬走，怎么可能?”該鎮黨委書記說。
為了滿足上級要求，這個鎮和企業只得簽訂搬遷承諾書。“不簽有什么辦法?如果不做出限定時間內把這些居民都搬走的承諾，企業年審就無法通過。老板都被逼哭了。”當地干部說。
基層干部認為，承諾算整改措施之一，上級部門拿到這個承諾就好交差。至于承諾里的內容是不是符合實際，能不能完成，則不在上級的考慮范圍。但對作出承諾的基層干部來說，如果承諾內容到時無法兌現，等待他們的就是問責。
對鎮里來說，其實更多考慮的是信訪穩定問題。“連補償方案都沒有，幾個月把1萬多名老百姓搬走，很容易有信訪維穩事件。有了上訪的，被問責的還是鄉鎮干部。”鎮黨委書記說。
受訪基層干部認為，部分上級部門或領導只考慮自己的單項工作，要求太教條、唯上不唯實，以及上下級有效溝通互動不足等，是導致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
一名鄉鎮干部說，有的上級部門看到周邊其他地方類似的工作做完了，就要求我們也必須做完，卻不關心實際情況如何。“為啥別的鄉鎮能做，你不能做?做不好就是能力不足。”其實，其他地方也許同樣為難，也扛著風險，甚至只是變通一下應付差事。
難點三
中層梗阻：上面事情往下甩，下面問題對上瞞
去年，為抓好交通運輸安全，中部某省整治車輛超載問題。初衷本來是好的，但工作一級一級往下傳達，卻變了味。作為職能部門的縣市公路局本應到一線部署安排，但在部分縣，卻完全變成了鄉鎮一級的事情。
某鎮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工作布置后，縣公路局一位領導打來電話，要求鄉鎮設點攔車檢查。鎮黨委書記試探著問：“鄉鎮沒有上路執法權，請問公路局能不能派人過來?你們來了名正言順執法，我們全力配合。”不料，對方的回答簡單粗暴：“這是上面布置的工作，我已經傳達給你們了，我們忙不過來，你們自己搞定。”
結果，鄉鎮干部硬著頭皮上路執法。有司機質疑他們沒有執法權，不讓攔車和檢查，雙方起了爭執。司機拍視頻發到網上，產生負面輿情，縣里追責下來，受處罰的是鄉鎮干部，本應承擔牽頭責任的公路局干部，反而平安無虞。
在南方某貧困縣的產業扶貧過程中，部分鄉鎮向縣里和市里反映，產業扶貧推進存在難以克服的困難，如果不顧客觀實際強推硬上，可能導致產業發展失敗或者產業過剩，建議向省、中央層面反映并調整思路。但是縣和市里相關職能部門認為，在各地積極宣傳成績的背景下，自己去反映困難和問題，會對地方和自身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決定不往上反映。
基層干部認為，原本縣市一級擁有更多的行政資源，應當積極參與到各項具體工作中，但有的地方把任務全部往下推;下級有困難有問題，本應往上反映，但基于對自身政績的考量，縣市一級往往都選擇性上報，有時甚至大事小報或瞞報。這導致本來應當是牽頭協助基層解決問題、幫助上級及時了解基層困難的中間層，成了“隔絕層”“梗阻層”。一些問題由此長期得不到解決，非常容易形成“堰塞湖”，對穩定和發展帶來較大影響。
難點四
“非常”濫用：非常反常，卻成了日常
“如果一周讓我休息一天，能夠陪陪家人，處理點自己的事，我的幸福指數能提高60%。”一名80后鎮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今年清明節，他所在的鎮全員防火沒有放假，節后上面又布置了一個“百日攻堅”活動，他們白天干活、晚上調度，連續一周多沒有回家。
除了加班成為常態，在基層，還有很多非常手段、非常方式常態化的現象。如：“非法施政”常態化，在沒有執法權的情況下，基層干部長期充當著拆違、治污“排頭兵”的角色，不少鄉鎮被告敗訴后仍不得不堅持“非法施政”。
還有一些地方患上了“亮點依賴癥”“創新強迫癥”，認為日常工作干得再好也是應該，非要玩點“花活兒”才算成績，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源，不僅加大了基層負擔，還可能忽視了主業和日常工作，引發群眾不滿。
“非常反常，成了日常”的背后，往往存在治理評價標準的走偏和反常。在有的地方，加班成為常態，并不是活多得干不過來，而是領導認為這樣才算認真工作。有的基層干部疲于應付領導的“創新期待”，整天琢磨怎么“造典型”“樹樣板”，原本應為百姓服務的普普通通的日常工作，屢次被要求“創新出彩”，陷入“創新陷阱”。
一位鄉鎮干部舉例說，上面讓搞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本來應該各村齊頭并進，可是有的鄉鎮把有限的資金、資源集中包裝一兩個村，其他村不管不問。縣里非但沒有批評這個鄉鎮，反而頻頻領著上級單位到包裝的“花瓶村”觀摩，對該鄉鎮的工作高度肯定，那些整體推進“正常干活兒”的鄉鎮卻備受冷落。
難點五
擔當走偏：做官有一套，做事缺辦法
中部某市去年開展黃標車治理，本是一件大好事，但上頭出臺的文件要求當年全部清理完畢，不然績效考核排名扣分，最后演變成為一半以上的黃標車被假治理的鬧劇。
半月談記者從部分縣區了解到，這份文件完全是上級部門不考慮實際情況和鄉土人情，不進行深入調研和聽取基層情況，在辦公室里憑借想象的美好愿望制定的。部分基層干部反映情況，希望能夠調整，給予基層一定彈性，但上級最終沒有聽取這些來自基層的意見建議。
最終，為了完成任務，部分基層不得不直接讓交警隊注銷車輛，但車子實際上還在路上跑，成為黑車。而且，當地已經發生黑車出車禍事件，傷者無法得到合理賠償，肇事者無法使用保險，因而變相成為政府掏腰包補償。
多地干部認為，長期以來，基于我國的行政體制，上級政府較多利用各種體制內的責任書、考核目標形式，對下一級政府進行考核，而下對上、社會公眾對政府評價的機制性約束、激勵卻很少。在“對上負責”的責任體系下，治理中出現偏向做官邏輯而非做事邏輯也就見怪不怪了。
中部某市推進產業扶貧，市領導要求加強典型示范引領，到了縣里，領導就要求相關部門和鄉鎮盡快做出成果，打造成典型。具體實施的干部叫苦連天：“表面看起來光鮮亮麗，有這個經驗，有那個創新，其實更多是拿錢堆出來的，不具可復制可推廣性。”
最終，縣領導來走馬觀花調研，舉全縣之力，重點、重金打造的幾個“盆景”自然得到首肯。但基層干部反映，只要資金不再投入，這個所謂的產業扶貧典型很可能難以持續，留下一堆爛攤子。
多地基層干部還反映，工作做得好不好，能不能提拔，常常是上級說了算，因此部分地方抓鄉村振興、美麗鄉村、環境整治、空心村整治等工作，都是投入重金打造盆景典型，領導來視察時看了滿意即可，其實面上的情況改觀并不大。
難點六
彈性欠缺：上級不配合，基層哪敢主動創新
“算下來，我們鎮的工作人員有7種不同的身份，編外人員占大多數，且是鄉鎮工作的主力。”東部某鎮黨委書記說。但這些人由于身份問題，無法在職務職級上得到晉升，一樣的辛苦，卻不一樣的待遇，很多人看不到希望，沒有工作熱情。
為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這個鄉鎮打算成立一個類似鎮辦企業的公司，把他們都放到公司里去，優先讓這個公司承擔鎮上的水利工程、農田整治、綠化、城鎮建設等工作。“反正鄉鎮要雇人干這些活兒，給他們成立了公司，就可以優先雇他們。公司有了收入，可以提高這部分人的收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該鎮黨委書記說。
于是，這名鎮黨委書記向縣里匯報，不僅沒有得到批準，反而招來責備。理由是“縣里所有鄉鎮都沒有這樣的先例”。令鄉鎮干部不解的是，縣里好幾個局都有這樣的公司，一些街道社區也有這樣的公司，為什么鄉鎮不能有?
受訪基層干部反映，隨著社會轉型加快，新問題不斷出現，基層治理勢必要打破一些條條框框的限制。但這種創新在實踐中進展困難：當向上級請示時，上級未置可否;一旦出了問題，上級可能就要問責。沒有上級的配合，不少基層干部逐漸失去探索創新的積極性。
在北方某省的農村改廁工作中，一開始是“一刀切”，要求全部采用雙甕腳踏式充水廁所。但是，有的農村改用水桶沖廁會更切合實際。“唯實不唯上，就會被問責。”一名鄉鎮干部說，由于不切實際，改廁工作很難推進，直到這個省的省級領導了解情況后，把“一刀切”的標準改了，這項工作才更順暢地開展。
難點七
結構倒懸：出點子的多，抓落實的少
“不妨梳理一下，鄉鎮一共有多少活兒，像列政府職能一樣搞個目錄，看看就目前的人員編制能不能干完?”一名縣領導說，干不完，上級又硬壓，無奈之下只好搞形式應付。
一名鄉鎮副鄉長告訴半月談記者，他一個人擔負著農業、水利、林業、農村環境整治、防火、防汛、道路兩邊林帶治理、氣象、農業統計報表、養殖廠監管、動物防疫、非洲豬瘟防控、包村信訪穩定等活兒。
“有的看似小活，比如統計報表，實際耗費的精力非常大。”該副鄉長說，這些活兒對應著上級農業農村、氣象、信訪、生態環境等10多個部門，這些部門級別越高人員越多，且都是“出點子的”，只有到了鄉鎮才是“抓落實的”。每個部門都向他提要求、要結果，忙不過來只能是各種應付。
他們鄉鎮雖然還有3個農口的自籌自支臨時工，有時候可統籌做一些工作，但相對于繁重的任務來說杯水車薪。在那些沒有自籌自支工作人員的鄉鎮，落實情況更是糟糕。
不少基層干部反映，當前，治理結構倒金字塔，上面布置工作的多、提要求的多、督查監管的多，而到了基層，往往很多工作壓在一個人頭上。這種治理結構導致很多問題，也直接催生了基層形式主義。
采訪中，一位鄉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一次，他接到上級領導布置的一個根本不可能在規定時間完成的任務，無奈之下，他只好批給副鄉長去做。
時限到后，副鄉長匯報說，任務完成了。“我干了這么多年鄉鎮工作還不知道?這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我也不能去查，查出沒完成反而‘套’住了我，只能是順水推舟，轉頭也給上級匯報工作完成了。”這位鄉黨委書記說。
難點八
成本錯配：高負荷強運轉，催生無成就感的疲態
一邊是基層治理空轉，一邊是基層干部超負荷運轉，當下治理成本錯配在基層干部的日常工作中體現得格外明顯。
盡管中央一再給鄉鎮減負，一名鎮長仍然形容自己每天處于“六多”狀態：積壓事情多、新增任務多、文件多、督查多、會議多、加班多，只有約五分之一時間在干實事，其他時間都在開會、寫匯報材料、迎接督查等。他說，“每天起床就會發現各種事情、各種壓力撲面而來。到晚上睡前總結，發現辛苦一天，意義并不大，迷茫和挫敗感很強。”
鄉鎮干部為啥這么忙?鄉鎮工作為啥這么累?部分專家認為，在我國加快發展的背景下，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環境整治、風險防控等一系列工作都越來越受重視，也反映了政府對群眾日益增多的訴求的積極回應，各級黨員干部確實都承擔了越來越大的工作量。
但是，部分工作量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治理成本是重復和無效的，原因在于其背后各種考核、檢查、驗收、調研設置安排不科學。同時，也存在層層推責導致任務下沉，多頭考核、政出多門、神仙打架導致的工作重復和無效低效工作等原因。
武陵山區一名鎮黨委書記認為，人少、事多、能力欠缺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政策、機制、輿論環境等是更深層次的原因。基層干部常常不是怕辛苦，而是怕辛苦之后還沒有價值感、成就感，還得不到群眾的認可。
教育改革進行時
7 過于放任或壓制，對孩子都是災難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在教育焦慮蔓延的當下，家長該秉持什么樣的理念、采取什么樣的行動去給孩子講好“人生第一課”，幫助他們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科技瞬息萬變的今天，家庭教育的本質是什么? 為此，半月談記者專訪了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二級研究員、家庭教育首席專家、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副理事長孫云曉。
好的家教是培養孩子主動性和自制力
半月談記者：現在的家長尤其是城市家長對孩子的未來存在諸多焦慮，一些家長認為，教育還是要讓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從孩子嬰兒期開始，他們投入巨大財力為孩子報了各種培訓班。近日有調查顯示，有四成家庭將家庭收入的30%用于孩子的教育。對此您是怎么看的?
孫云曉：現在家長有兩種較為極端的的教育理念：一是給孩子快樂教育不加限制，童年完全自由;二是認為快樂教育是騙局，主張“如果給了孩子幸福的童年，就給了孩子悲慘的中年和老年”，所以給孩子施加了很多壓力，為孩子報了各種培訓班，對孩子有各種管束。
其實，這些家長對教育的認識都比較偏頗，走向了極端，而極端的教育只會帶來極端的災難，過于放任或過于壓制的童年都會給孩子一生造成難以消除的陰影。
半月談記者：教育本不復雜，但今天的教育生態讓我們陷入迷茫。到底什么樣的童年生活對兒童發展是有利的，什么樣的童年生活會為孩子的一生奠定幸福基礎?
孫云曉：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對200多個孩子跟蹤研究了20多年發現，那些發展理想的孩子都是有主動性和自制力的孩子。主動性和自制力決定了一個孩子人格是否健康，發展是否理想。所謂主動性就是有興趣、有愛好、有追求、有夢想，敢于積極探索，內驅力強大;自制力是有規則、有底線，遵紀守法。這二者相輔相成。
如何培養孩子的主動性和自制力?我認為重要的是喚醒孩子內心沉睡的巨人。以我自己為例，我在11歲時，偶然讀了一批文學名著，被書中雄渾壯麗的世界所打動，就夢想著有一天能成為作家。在那一刻，我內心的巨人被喚醒了。我知道，成為作家必須要堅持不斷地閱讀與寫作。我從15歲開始堅持寫日記，沒有間斷，到現在一共寫了近50年，出版了10部文學作品和許多教育著作，可以說實現了兒時的夢想。
其實，當孩子心中有目標時，最有可能做到自我管理、自我克制，這是教育的至高境界。提升孩子的內驅力，家長要給孩子足夠的空間和激勵，喚醒他內心的巨人，啟發他獲得“成為更優秀的自己”的動力。
給很小的孩子一部手機，不亞于給他一包毒藥
半月談記者：現在社會正進入網絡化、智能化時代，這對家庭教育有什么挑戰?該如何應對?
孫云曉：讓孩子去學習，自己卻在玩手機;為了讓孩子不打擾自己，給孩子一部手機……現實生活中，這些現象屢見不鮮。在我看來，給很小的孩子一部手機而不加引導和限制，不亞于給孩子一包毒藥，因為小孩子無法抵御手機強大的誘惑，有可能沉迷其中難以自拔。
這是一個巨變的時代，是真正的學習革命的時代，是個性化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家庭教育面臨挑戰的時代。父母們最好的對策就是與孩子一起成長，既要給孩子做出榜樣，也要睿智地向孩子學習。
面對網絡的強大誘惑，最難以改變的往往不是孩子的習慣，而是父母的習慣。網絡時代當然可以娛樂，但如何處理好娛樂與學習的關系，如何學會探索與創新，正是父母需要為孩子做出榜樣的關鍵。
隨著科技的發展，許多兒童與大自然的鏈接被割斷了。生活越是現代化，人越是要跟大自然保持密切鏈接。孩子，尤其是幼兒，父母應多帶其接觸大自然，在自然中感受生活、健康體魄。
半月談記者：現實生活中，家庭教育的責任常由母親及老人承擔，父親則主動或被動地處于“隱形”狀態，網絡上出現一些如“詐尸式育兒”“喪偶式婚姻”“云配偶”等調侃的詞匯，您怎么看?
孫云曉：整個教育是一個生態，每個家庭亦是一個生態。中國家庭常常被形容成“一個極度焦慮的母親、一個缺位的父親和一個有問題的孩子”。
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人生下來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親密性，母親有天然優勢;一是獨立性，父親有天然優勢，二者缺一不可。家庭教育的原則是兒童為本、父母主體、多向互動，但父母主體并非母親主體，父教缺失是目前家庭教育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做父親是一個男人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徑，男人逃避做父親的責任，其實是失去了成長的機會。
家校合作不能把家庭變為第二課堂
半月談記者：近年來，許多地方都在倡導“家校共育”“家校合作”，一些家長對此表示歡迎并積極參與，另一些家長則認為此舉增加了家長負擔，表示煩不勝煩。對此您如何看?
孫云曉：今天的家校合作有把家庭變為第二課堂，把父母變為老師助教的傾向，似乎一切圍繞學校教育轉、以學校教育為中心就是家校合作的成功。顯然，這是學校中心主義的體現，是無視家庭與家庭教育特點和規律的體現。家校合作的方向不是讓家庭變為學校，而是讓家庭更像家庭，越有魅力的家庭越有利于孩子的成長。
學校有責任指導家庭教育，但不能把學校的教學任務轉嫁給父母。這種越界會使家庭教育的重心變成追求學習成績，使家庭教育以生活教育為中心的功能缺失，扭曲了家庭建設與家庭教育的價值觀，是對素質教育的一種誤導。 另外，家校共育不能忽視兒童的參與，不要以為家校合作一定是做好事，也有可能是聯合起來折磨孩子。
我認為，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要體現家庭化、生活化，家庭教育的本質是生活教育，好的生活是好的教育，壞的生活則是壞的教育。
需要重視的是，現在許多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是不正常的。一些家長不讓孩子做家務，這其實是一種“反生活教育”。孩子的生存發展不僅需要分析性智力、創造性智力，還需要生活智力或實踐智力，只能通過生活，通過親身實踐，才能得到直接的經驗，而不僅僅是從書本上獲得的間接經驗。這樣，在發生問題時，孩子才可能有更多應對之策，不會出現傷人或自傷等極端行為。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婚姻問題專家劉汶蓉等表示，從長遠來看，要建立“家庭生活教育”理念和制度，預防家庭問題發生，促進人的精神健康，促進家庭和社會可持續發展。
